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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直面不断深化的现实多元性、舆情复杂性、大国博弈性，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逐渐重要作用。然而，七年左右，各方对一些掩饰不住的强烈愿望（“痒”）正朝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面扑来。
9月1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新时代新型智库建设论坛暨第22届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福州召开。（中新网）
思想创新之痒。尽管2013年来中国新建了许多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但尚缺少相应的超时代智库建言思想。到底什么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终结论”30周年，历史是否在重新开始？在大变局下，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大战略？“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下的改革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需要怎样的政策改良，才能撬动中国各级机构的改革热情与执行效率？2020年要完成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与污染防治），怎么样才可以有效结合统一地完成？
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六稳”，怎么样才可以可持续性地实现？“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几个战略布局之间如何有效协调与统一？有太多的议题需要智库去解答并提供前瞻性的思考。虽然近年来不少领衔智库的研究成果频频获得了决策层的频繁指示与肯定，但从主流看，中国智库仍是重于阐释，缺乏足够多的、对政策突破有推动力的优质思想产品，少有能让决策者有重大启发与修正意义的战略建议，更缺乏经得起历史沉淀的思想作品问世。我有些担心，未来史书叙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思想史时，肯定会惊叹我们建立了许多“思想坦克”（think tank），却震惊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贫瘠。
社会美誉之痒。目前中国智库逐渐重视通过媒体在社会发声，但智库学者的集体美誉度还有待提升。近年来，不少智库都建立了中英文官网与新媒体公众号，发布本智库的观点与活动消息。凡有重大事件或主场外交活动时，媒体会频繁采访智库学者。
个别学者成了“网红”，拥有大量读者、听众与粉丝。然而，广大群众对智库的认识仍存在两大严重的误区，一是神化，认为智库学者就是中央智囊，知天晓地，直通天庭，指点江山，雄论天下；二是矮化，认为智库学者多是“砖家”，巧舌如簧，忽悠民众，胡说八道，招摇撞骗。相比之下，外国学者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水平显得更强，尽管可能实际未必如此。也正因为中国学者的美誉度不足，在诸多重大事件点评时，权威中央媒体往往倾向于能采访到外国学者。同样对中国发展的肯定，外国学者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同样是对中国不足的批判，外国学者更容易受到决策层的重视。由此看，如何建立学者的社会公信力与美誉度，既考验智库学者行业本身的能力、远见与修为，也考验决策者、社会思潮的文化包容。
全球影响之痒。近年来，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承办了大量双边二轨智库对话，也在国内外举办了大量带有宣讲与介绍中国意味的国际研讨会，但中国智库仍须提升全球感召力与话语塑造力。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是G20杭州峰会的共同牵头智库，曾推进多轮中美、中俄、中国巴西、中国伊朗、中国土耳其、中国尼泊尔等智库对话，还曾调研近百国，年年都会受邀参加包括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瓦尔代俱尔部等多个顶级国际论坛并发言，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存着浓烈的“中国交流饥渴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
然而，放眼全国，能流利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并令对方信服的中国智库学者并不多，具有全球号召力且让外界愿意听进去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直接引发在顶级国际论坛上接受发言邀请的中国学者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办的各种论坛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与太重、交流互动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导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未能得到全面释放。政府已开始善用智库向国际发声，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何逐步推动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让智库的全球组织力进一步发挥，是当前新型智库“全球影响之痒”提质增效的关键。如何提升智库学者自身语言表达与理论阐释能力，既能解外国想了解中国之渴，又能救国内对外释放声音之急，是当前智库学者“全球影响之痒”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心。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且非常有可能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时，中国智库勇夺国际话语权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显得重要。
人才孕育之痒。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这几年，有数位官方智库学者或高校主要负责人到政府部门任要职，颇有种“中国旋转门”的味道，但政府与智库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如“旋转门”概念提出者理查德•哈斯指出，“智库应发挥两大人才功能，一是作为天资聪颖的政府官员的来源地，二是成为那些希望吸引新思想或暂时离开政府部门人员的暂居地”，4让个别官员回流智库休养储备，或让智库学者“出世”担任政府官员，本应是两者互动的常态。
但在当下中国，所谓“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5制度设计，落实与推进仍是相当困难。在智库内部，具有一名优秀领导才能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规则遵从意识等特质的学者并不多。优秀学者通常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傲，缺少必要的基层锻炼与行政经验。在政府内部，被派到智库工作通常被视为是“被贬”或“退居二线”，“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的升迁传统，“仕而久则学”却是短期内难以普及的社会观念。从这个方面看，智库“孕才”功能能否发挥，终究是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新型智库是否成规模、制度化地出现中国特色的“旋转门”，还有待更长的时间观察与更有效的改革尝试。在这方面，人事部门的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显得很重要。
拙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充分论述过智库的四大功能目标：“咨政、启民、伐谋、孕才”，6这与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中提出智库功能与目标是一致的，即“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了许多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的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唯一有疑问的是，《意见》中的总体目标实现的日期是“到2020年”，这多少令人觉得有些乐观，或预期过高。
新型智库的“七年之痒”，实际上折射了智库建设的不易与曲折。即使在智库产业较发达的美国，上世纪30年代以及当前特朗普执政期，智库发展都受到重大的挫折。7当前，“智库热”已开始降温，慢慢的变多人（如大学管理者、企业捐赠人、社会舆论）认识到智库建设应具有的综合性与长期性，而政府层面也对智库的作用与定位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换句话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了七年，人们已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易事，智库建言也不能完全处理问题，于是，改革设立目标与智库自有能力之间正在达成某种“和解”，即“应然”的理想状态，回到“实然”的现实状态，这与婚姻“七年之痒”后许多人会放弃浪漫主义、回归生活务实主义有类似之处。
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智库往往很容易在上文所述的真诚沟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间选择一者来当。难在三者兼得。因为三种身份扮演能力的优异程度，尤其是能否恰当把握这三个角色的“时、度、效”，直接决定了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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